PPP新瓶裝老酒，近兩年在國內蓬勃發展，預計很快就會成為統計意義上全球最大的PPP市場。作為喝過兩輪老酒，目前在岸上看熱鬧的閑人，發現舊時代的老故事又在重演，只是換了一件馬甲，來了一些新人。本不想說，但被圈內后生呵斥為局外人，只好出面參與討論，首篇談惡性價格競爭問題。

一、癥狀

E20研究院整理了垃圾焚燒項目政府補貼的一系列數字：1999年上海江橋項目213元/噸，2003年天津雙港項目145元/噸，2009年昆明五華項目90元/噸，2014年長春項目61.3元/噸，2014年益陽項目50元/噸，2015年6月新泰項目48元/噸，2015年8月蚌埠項目26.8元/噸，2015年10月高郵項目26.5元/噸，2015年12月18日，浙江紹興項目最低報價18元/噸。預計再過不久，政府就不用再提供補貼，項目公司反而要給政府交特許經營費了！

是技術進步導致成本大幅度下降嗎？可能有一些，比如國產設備替代進口設備，投資成本有顯著下降。但2010年之后國內垃圾焚燒項目主體設備大多已經國產化，為何價格仍然繼續快速下降？底在哪里？并且不同的投資者在同一個項目中報價差異懸殊，是某些投資者確實有獨門絕招嗎？這些絕招如果是技術進步和管理改善，確實可以造福社會，一統江湖，我相信所有正直的人都會為她鼓掌，助其加冕稱王。

但如果這些絕招是歪門邪道，則需要開一劑猛藥、澆一桶冰水。如執迷不悟，殷鑒不遠，害莫大焉。

二、殷鑒

惡性價格競爭，不是一個中國特色的問題。在輸出PPP模式的英國，著名的英法海底隧道項目，就因為實際投資遠超出簽約時的估算投資，造成項目公司破產重整，諸多投資者損失慘重。在國際上，因為報價問題而失敗的PPP項目不可勝數。

國內上世紀90年代中期搞了一輪以單個水廠、電廠、收費公路為主體的BOT、TOT項目，大多以“或取或付”為托，行固定回報之實。因固定回報的利率成本畸高，在2000年前后，市場利率已經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大部分項目以各種形式被清理。諸多以為“簽了一堆好合同”的外商投資者美夢落空，進而抱怨相關地方政府不守契約，有些國際投資者就此遺恨退出國內市場。

我有幸參與多個項目涉及近20億美元投資的固定回報項目清理，了解諸多內情，真心感覺地方政府被冤枉。那些外商手持的“好合同”顯失公平，根本無法履行。聰明的外商變成怨婦，公平地說，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2002年，浦東自來水股權轉讓，評估價值7.6億元的50%股權賣了20.3億元，我作為這個項目政府方的核心成員，深感一種莫名的興奮，也有些不安。跟國際投資者的決策層多次溝通，原來人家的動機已經超越了單個項目的投資，玩的是全局層面的大策略。好在家大業大，能承受十幾年的虧損，付點廣告費只是灑灑水。之后這家國際投資者以該項目確立的江湖霸主地位為托，找到諸多“傻錢”作財務投資者，在國內水務市場攻城略地，靠高價搶奪自來水公司股權，風光無限。這么多年過去了，冷暖自知，跟隨的財務投資者欲哭無淚。

浦東項目點亮了一片天空，在國內掀起一輪轟轟烈烈的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運動。部分無知無畏的投機者，抱著占坑即是王道的簡單純樸的投資理念，通過惡性價格競爭哄搶地盤。后果如何，各方都已經有深刻感受，諸如東北某地的最美政協委員的案例，有一定的代表性，就不再過多撒鹽了。

隨后，時間到了2015年這一國內PPP的元年，價格競爭愈演愈烈，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背后動機，大同小異，后果也會八九不離十。

三、策略

一些聰明人采取了如下主流策略：靠工程建設賺錢，誰靠運營收入誰傻逼。對于新建項目，占項目總投資30%左右的股權性資金落實后，能夠通過銀行貸款等方式獲得債務性資金。股權性資金，往往由具有建設運營管理能力的戰略投資者與跟投的財務投資者共同提供，財務投資者可能包括基礎設施投資類上市公司、基礎設施類股權投資基金、銀行理財資金、保險資金等。假設戰略投資者出資占股權性資金的30%-50%，則戰略投資者自有資金出資僅占項目總投資的9%-15%。戰略投資者獲得PPP項目后，往往能主導項目的建設組織，可以通過設計、施工、核心材料采購、技術服務等方面獲得較高的關聯性收入，這幾個方面的獲利往往可以超過戰略投資者對項目的全部自有資金投資。項目建成時，戰略投資者可能已經收回全部自有資金投資，甚至獲利豐厚，后面的運營階段就沒有所謂了。

如此，通過惡性報價搶得項目建設階段的主導權就特別重要了。至于其他財務性股權投資者及債權人的權益，戰略投資者也會以共同受害者的身份牽頭與政府溝通，吃牢地方政府不會讓這類項目完全停擺，地方政府不愿意因為這類項目違約影響本地金融環境，由此項目公司債務會變成地方政府兜底的政府性債務。如此之后，還可以伺機將資產高價出售給上市公司。足夠牛皮的可以出售給自己控制的上市公司，不夠牛皮的可以出售給一些需要題材的炒作型殼公司。主流策略在操作上的可行性較高，很多所謂戰略投資者已經通過這種方式獲得暴利。

還有一些非主流的策略：一是高價收購資產后，通過快速調高收費水平提高收入，或通過裁員、偷排、降低處理標準等方式降低成本，擠出豐厚利潤；二是搞定地方政府關系簽好合同后，直接炒賣項目投資合同；三是交叉補貼，比如靠價格競爭拼下示范性項目或有影響力的重大項目后，順勢拿下其他有高盈利機會的類似項目；近年還出現一種交叉補貼，地方國有企業靠本地收益和信用，到外地低價拼項目等等。顯然，這里列舉的策略并不全面，因為蝦有蝦路、蟹有蟹道，把我知道的曬出來供相關方面參考，還是有現實借鑒意義。

四、后果

低價奪標的后果包括而不限于以下方面：

首先，損害了地方政府的心態與信用。垃圾焚燒項目及近期出現的污水處理管網一體化項目的超低價，確實吸人眼球，但置那些之前提供更高補貼的地方政府于何地？當地如果要調整相關公共服務的收費標準，如果向市民解釋？如果不違約重新選擇社會資本，確實沒有理由能說得過去。而對于未來再搞類似PPP項目的地方政府，不把價格搞得更低也無法交待。

第二，重大項目無法發揮社會效益。公用事業的外部性較強，穩定提供性價比合理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是核心問題。部分投機者靠惡性價格競爭先占坑后耍賴，拖延工期、降低工程質量、惡意偷排，嚴重影響項目正常發揮功能，直至影響當地環境質量及居民生活質量，甚至存在嚴重安全隱患。比如，垃圾焚燒后的飛灰，是劇毒物質，應當按危險廢棄物處理，成本非常高，低價項目是否處理到位？

第三，財務投資者不敢參與。財務投資者受騙上當后，投資信心受挫，不敢以長期股權方式參與項目投資，只愿意以債權方式或名股實債方式參與，往往還需要強信用增級，由此提高融資難度和資金成本，抬高項目綜合成本，部分項目還會因此融資失敗。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因為惡性價格競爭，出現大量失敗項目，將導致各方精心培育的PPP事業的良好發展局面受到負面沖擊。

五、藥方

對于心懷鬼胎的惡性價格投標，必須對癥下藥，采取可行措施。具體建議如下：

一是理論上正本清源。一項簡單施工項目往往都難以按一口價執行。涉及多年建設期及幾十年運營的PPP項目，特別是網絡型的公用事業，邊界條件不清晰，只有騙子和傻子才會相信一口價的合同可以執行下去。PPP最為重要的是根據技術、財務、法律方案，構建價格形成機制、價格調整機制和成本費用與價格監督機制，而不是某個鎖定的價格水平。

二是落實問責機制。對于PPP惡性價格競爭引發的問題，必須嚴格問責。地方政府要理直氣壯處罰投機者，絕對不能姑息。要對涉事政府官員嚴懲不貸。對混水摸魚的不良中介機構，必須高度警惕。那些總是卷入惡性價格競爭項目的牽頭中介機構，主要原因是專業能力不夠，在項目機制設計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被策略性投機者有機可乘。如果項目建設運營過程中出現的重大問題，與招商階段的機制設計瑕疵有直接關系，政府聘請的牽頭中介機構要承擔終生實質性責任，牽頭中介機構要對其組織的其他中介機構的工作質量承擔連帶責任。行業組織要加強自律監督，新聞媒體要加強輿論監督。

三是信息披露。PPP項目涉及公共利益，絕對不能黑箱操作，對于項目簽約文件，理應全面公開，進行信息披露。PPP項目競爭性招商運作全過程，應該公開、公平、公正，經得起各方面的拷問。政府與PPP項目公司之間發生的日常監管及財政補貼事項，也有必要公開披露。

拋磚引玉，點到為止，供識者參考。

編輯：李艷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