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有媒體報道稱，亞硝胺成致癌“隱型殺手”，水質標準亟待出臺，報道指出，清華大學研究人員歷時3年，在全國23個省、44個城市和城鎮、155個點位采集了164個水樣，檢測了自來水樣中當前已知的全部9種亞硝胺類消毒副產物。因亞硝胺曾被國際癌癥研究機構列為B類致癌物，一時間，引發熱議，甚至“自來水致癌”的謠言四起，后經專家辟謠，漸漸平息。

由一個消息到網絡謠言頻現再到專家出面澄清，這一“事件---謠言---辟謠”模式在我國科學傳播過程中已司空見慣，特別是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問題，因其與公眾健康息息相關，更是謠言的重災區。

“水中亞硝胺”事件折射了當下我國環境傳播的一種現實困境，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環境傳播過程中，怎樣才能擺脫謠言-辟謠模式？公眾在面對環境問題時如何保持冷靜與理性？本文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水污染控制設計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何義亮。

問：近些年，類似“水中亞硝胺”事件似乎已經成為我國科學傳播過程中的一種常態，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何義亮：事實上，謠言是一個特別古老和頑固的社會現象，在新媒體時代借助互聯網被放大了。如今，并非僅僅是環境、食品等與公眾健康高度相關的領域易滋生謠言，一些突發公共事件，也是謠言的重災區。只要新聞敘述有模糊的地方，借助微博、微信等傳播工具，謠言就像插上了翅膀。具體到環境傳播，有其自身的特點。當環境問題停留在實驗室，或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交流時，它是個科學問題，一旦當它走出實驗室，進入公眾視野，它就不再單純是個科學問題了。環境傳播出現謠言-辟謠的現象，說明科研人員、媒體和公眾對環境風險與安全的認知仍有待提高。

問：環境問題一旦進入公眾視野，就不再單純是個科學問題，為什么這么說呢？

何義亮：我個人認為至少可以從以下兩點來理解：一是科研人員在實驗室做出的環境科學結論，從科學的角度講，是嚴謹的，但往往也是單一的，具體到分析其與公眾健康的關聯程度，需要多學科、大樣本、長周期等因素密切配合。二是環境問題涉及到公眾心理、經濟利益、政治問題以及國際關系等，通常一個環境問題背后交織著政治、經濟、心理和文化等一系列復雜問題。

科研人員面對一個科學問題，求真是第一要義。比如，我們做大規模水調研，收集采樣，檢測分析，然后得出結論，這里面有科學程序、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當一個環境科學結論做出以后，是否需要讓它面對公眾，以何種方式面對公眾，就不能僅僅以對待科學問題來處理，可能還需要求真之外的社會責任與智慧。今天，環境問題越來越復雜，與公眾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環境問題從實驗室走向公眾視野的過程中，對于環境科研人員以及大眾媒體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問：能不能具體談談這種挑戰是什么？

何義亮：一個環境問題在向公眾傳播的過程中，公眾是接受者。信息源頭在科研人員和媒體，科研人員負責提供數據信息、結論評估甚至價值判斷。以這次“水中亞硝胺”事件為例，從《亞硝胺成致癌“隱型殺手”，水質標準亟待出臺》一文，我們得知清華的一個研究團隊在已檢測的全部水樣中，出廠水和龍頭水中的NDMA（亞硝基二甲胺）平均濃度分別為11ng/L和13ng/L（納克每升），水源水中的NDMA生成潛能平均為66ng/L。這一標準，與美國環保局在2012年公開的一項大規模普查數據相比，亞硝胺在中國出廠水和龍頭水中的檢出率是美國的3.6倍。

僅僅看這組數據，它是一個純粹的科學問題，由于飲用水對公眾的健康太重要了，它又不只是一個純粹的科學問題。僅僅看這個結論，對一個科研人員來說，你很難判斷它是否有風險，是否構成風險預警甚至政策建議。因為以當前這個檢測值，絕大部分都在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范圍內（世界衛生組織在2008年提出了100ng/L的推薦值），但是人是終生需要飲用水的，長期富集，誰又敢說它是沒有風險的，判斷它安全與風險的證據都不充分。對于科研人員來說，當我們決定將這樣的結論告知公眾時，以怎樣的方式告知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問：以怎樣的方式向公眾報告研究結論，這本身就是科學傳播。我們知道，科學傳播過程中的困境，有些與科學的屬性本身有關系。就環境傳播來說，您覺得媒體怎樣才能做到更客觀公正？

何義亮：環境傳播是環境科研人員與媒體的合作達成的，對科研人員來說，因其專業性而對某一個問題具有發言的權威性，對媒體來說，以其公信力來傳播環境問題。這種公信力是建立在客觀公正的態度之上。但是，由于媒體也受到經濟利益、同行競爭等外在壓力，新聞專業主義的理想變得越來越難。我們現在經常聽到一個詞叫“標題黨”，就是一些媒體用驚悚的，奪人眼球的標題來吸引讀者，對一個事件的報道和解讀往往是片面的。這對于環境傳播是有害的，追溯一些謠言的源頭，往往都是一篇失實報道引起的。

對環境傳播，媒體應該與科研人員合作，用盡可能詳盡和專業的解讀來向公眾傳播，尤其是對一些證據不充分的研究，對它的安全和風險的評估，應該發表相關領域專家不同的觀點和爭論，上個世紀50年代提出的百家爭鳴，對于有爭議的科學傳播來說，是有益的。

問：在環境傳播過程中，普通公眾對與自身健康高度相關的水、空氣、食品安全等問題，格外關注，也格外敏感，這些年我們經歷過“非典搶鹽”等在事后看來很荒誕的事情。這次“水中亞硝胺”也反映了我們在接受環境問題時的脆弱，不禁感嘆，為什么十幾年過去，我們對于環境問題的認知能力似乎仍在原地踏步？

何義亮：公眾對環境風險認知存有誤解，我在做一些演講時深有感觸。以“水中亞硝胺”為例，謠言背后的邏輯是非常簡單粗暴的，“水中有亞硝胺”，“亞硝胺是致癌物”，因此，“自來水致癌”。事實上，只要稍稍做出辨別，就會發現這樣的判斷是不能成立的。這件事確實折射了當下我國環境傳播的一些現實。一方面，我國科研體制一味鼓勵科研人員做出科研成果，對科學傳播幾乎沒有要求，這一點與西方一些國家很不一樣，西方的一些科學家做科普，是與科研成果一起被納入考評體系的；另一方面，在我國普通公眾仍然處于完全被動接受科學結論的狀態，與科學事件的互動機會非常有限。比如，美國有一個著名的飲用水加氟事件，由于公眾的博弈，要不要加氟的討論可以長達十年。比如，飲用水是否應該將亞硝胺加入標準，在美國也有爭論，美國水工業協會、美國環保署以及公眾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

普通公眾如何理性地看待環境問題，是衡量現代社會公民是否成熟的一個重要指標。這次“水中亞硝胺”事件，我們既可以從中得到反思，也可以從中看到進步，畢竟，通過多方專家的解讀，加深了人們對這件事的了解，這本身就是環境傳播中，公眾、媒體與科學家就具體的知識和觀點進行碰撞與互動的一種形式。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科技報》科學文化版編輯 趙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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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