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兩年，各地政府“捆”出來的PPP項目包越來越大、體量越來越多，動輒十幾個億、二十個億、幾十個億、甚至上百億PPP項目頻頻被媒體爆出。中國水網梳理發現，2017年環保領域體量最大的當屬環境生態綜合類項目，前10大項目包百億規模以上有3個，涉及包頭城市水生態綜合PPP項目、呼和浩特大青山前坡生態建設PPP項目和引57家競相追逐的阜陽水系綜合整治（含黑臭水體治理）PPP項目。

表格制作：劉影

年度前十大環境生態綜合類項目，除了碧水源、北控水務、啟迪桑德、博天環境等少數環保企業參與之外，基本上成為中電建、中國水利水電、中國建筑等中字頭央企的盛宴，可以形象地將他們稱之為“中央軍”。不禁感嘆，這波水環境綜合整治催生的行情，一場國企和中字頭的央企瓜分之后，專業類的環保民營企業還有活路嗎？將河道治理、截污管道、園林景觀設計、人工濕地等諸如此類綁成體量巨大的項目，交付到不同的聯合體成員，他們相互之間能否更好地配合，各自發揮出專業優勢？后期的績效考核和風險分配機制如何考量？

就此，E20PPP中心總監湯明旺認為，環保PPP項目捆綁應當遵循同類或相關的基本原則，避免盲目打包，尤其要關注捆綁之后是否能夠更為系統性地提高環境質量改善的效率，從而保障最終環境績效的實現。

從現實來看，地方政府進行項目大捆綁的動因，可能避免多次招標在流程和手續上的麻煩，也希望將項目體量做大以便吸引綜合實力強的社會資本參與，且理論上也便于監管與績效考核。具有資金、投資、建設、運營綜合優勢的大型社會資本對此類項目也熱情高漲，勢在必得。

但理性的角度而言，體量越大，所能選擇的社會資本數量便越有限、更多集中在央企和國企，民營資本參與的可能性小，競爭的充分程度降低，資金實力較弱但運營管理能力強的民企勝算不大。此外，不少大體量項目將與核心需求關聯度不高的工程也涵蓋在內，比如水環境治理PPP里含有市政道路等內容，最終中標方往往是多種背景的社會資本組成的聯合體，成員之間的利益協調、不同項目的績效考核及付費機制等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成為阻礙項目的順利落地、最終績效長期持續的穩定。不容忽視的一點是，此類項目多為政府付費類，投資規模越大、財政支出責任也明顯加大，占據地方財承“10%”的寶貴份額，可能影響本地其他領域PPP項目的實施。

因此，湯明旺建議，地方在推出大體量PPP項目時，應綜合考慮項目內部之間的關聯度、整體績效考核的難易度、付費機制設計的復雜性、地方財承能力大小、潛在社會資本競爭性等諸多因素，穩妥設計和實施。

與環境綜合PPP項目相比，垃圾焚燒和環衛一體化項目投資額較少，除了中國交建中標的263億香港綜合廢物處理項目和啟迪桑德中標濟南環境產業園項目之外，大多項目投資金額在幾億、十幾億徘徊。

表格制作：劉影

梳理2017年規模達2000噸/日以上的前十大垃圾焚燒項目，筆者發現，參與的主體多為專業類的環保企業，很少看到中字頭大型央企的身影。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垃圾焚燒所建的規模越來越大，日處理規模從幾百噸，擴大到幾千噸最高達6850噸。垃圾焚燒“大建設”的時代已然來臨?

筆者認為如下幾點原因促使垃圾焚燒這把火愈發燃起來：

第一、寸土寸金的地盤，填埋場飽受詬?。禾盥駡稣嫉孛娣e大，在當下“寸土寸金”的市場經濟下，各地政府也已無法承擔一塊塊金子一樣的寶貴土地批做生活垃圾填埋場使用。另外填埋場存在多種安全隱患，如滲濾液、填埋氣、以及可能出現的土地下陷等，填埋場路線早已不是生活垃圾處置的最優路線選擇，焚燒技術將成為垃圾處置最主流的手段。

第二、現有焚燒處置設施不足，各地面臨達標壓力：根據我國《“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焚燒處置能力將在“十三五”期間內增長1.5倍有余，焚燒能力占比將從2015年的31%上升至2020年的54%，大部分地區達標壓力較大。

第三、選址落地難、政府傾向于一次“選址長期有效”：焚燒廠則面臨嚴重的“鄰避效應”，各地規劃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多有遭到民眾抗議，更有甚者引發沖突，導致項目擱置數年。選址難度之大可見一斑。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更趨向于一次選址、規劃，滿足長期需求以避免多次選址、規劃導致建設計劃延誤甚至流產。

一次招標多期建設，既滿足了地方政府“一次規劃長期有效”的需求，又部分緩解了項目公司的融資、建設壓力，同時也易于根據一期運營績效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造升級。所以綜合以上因素，不難理解為什么垃圾焚燒項目規模越做越大。

近1-2年，披上PPP外衣，掃大街的環衛項目正由政府大包大攬向市場化轉變，PPP工程包規模越來越大，作業范圍也越來越廣，大環衛理念呼之欲出。以僑銀環保中標的云南官渡環衛PPP項目為例，項目的服務內容囊括8大類、25個小項，服務范圍早已超過傳統環衛內容，由傳統道路清掃、垃圾收集清運擴充到公廁擴建、公廁運營管理維護、綠化管養維護、景觀綠化、河道濕地日常清淤等。

編輯：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