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成一個事，不是個單方面想做就能做成的，它有各種因素在一起。我們能把這個事能做成，說明斯方合作伙伴也是很能干的。
做事情也得有足夠的耐心，我們做了10年，今年是第十年。
另外，很多東西是天時地利人和，也有一些巧合的成分。
2010年開始，我們做培訓班，各個國家來的人都有。
2012年第二屆，2013年以后，我就每年都在做這個培訓班。
2012年的學員里面有一個斯里蘭卡人，叫Weragoda，是他們國家供排水委員會的一個中層干部，是這個有上萬人規模的系統里唯一一位博士，他很活躍。
他培訓完回去以后就給我來信，說：我們國家有一種不明原因腎病，我們能不能在這方面一起合作？一下子把我說蒙了，我說：腎病我咋合作？我們也不懂醫學。他說：這個東西好像跟飲用水有關系。
我就琢磨，想找個機會。
當時中國科學院國際合作局正在斯里蘭卡布設海外科研基地。邱華盛局長在與時任駐斯大使交流時獲知，斯里蘭卡因為飲用水有問題，導致腎病發病率很高。大使問邱局長中國科學院能否幫助斯里蘭卡解決飲用水安全的問題。
那邊是病的事，這邊是飲用水的事，兩件事都對起來了。
邱局長來找我，他問：“你們飲用水做得怎么樣？”我說：“我們在飲用水方面是實力最強的，不僅在中國是這樣，在國際上我們也不差！”
他說，“那行，你盡快安排人跟我一起去趟斯里蘭卡。”
我讓魏源送（研究員，現任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水污染控制實驗室主任），還有另外一個人，陪著邱局于2014年8月去斯里蘭卡考察。
第一次去的時候，負責聯系的就是Weragoda博士，他作為中層干部，與供水部高層打交道也不多，在協調上開始不是很順暢。但最終他還是找到了常秘（常務副部長）。人家也覺得莫名其妙：中國方面來人，要通過大使館找我，或者外交部找我，應該是官對官，政府對政府。
突然就直接是民間、個人來找，人家也不太熱情，但是還是安排我們的人去現場。
2014年的9月初，邱局長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你跟我去趟斯里蘭卡吧！我們去推動一下合作！”
邱局長又提到，去的時候能不能簽個協議。
但時間太緊，安排起來不是那么容易，人家還沒有理解到我們的重要性，也沒有覺得你能做什么。那時候我們不在斯里蘭卡當局視野里。
最后協調，周末到部長官邸里去聊一會兒。這部長的父母以前都是國會議員，是跟周恩來總理有過交往的紅色家庭。我們去談得也挺好，說要好好合作。
但到了12月，斯里蘭卡突然宣布大選，前總統下臺了，整個政府的人都換了。
我們現在也傻眼了：前面跑了半天沒用了。
但是也沒辦法，反正換了政府，只能再尋求其他的機會。
后來得知新總統3月份要來華訪問，我們就想在總統訪華期間能把合作備忘錄簽了！
過完春節我們就與斯里蘭卡供水部密切溝通，3月8號我們過去，跟他們當面溝通，跟部長一起討論了簽署合作備忘錄的事，謀求未來的合作。我們交流得比較順暢。
談完了回來以后，我其實也沒太大信心，但還是報上去了。
沒想到，3月26號，這個部長還真過來了，在雙方領導人的見證下，時任院長白春禮就在人民大會堂跟他把協議簽了。
這個協議體現的是民生需求，幫他們建一個水中心，要做腎病研究，這也正是斯里蘭卡新政府極力想做的事。
所以，有些東西不可復制。
商務部援建的中斯水中心大樓全景
08在科技外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些年，中國科學院在海外布設了10個海外基地，主要在亞洲，在非洲、南美也有安排。
出去就是外交了，科技外交。中國科學院國際合作局針對海外中心慢慢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規章制度，指導大家開展工作。
我們一開始做這些事，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想法，只是給推上去了。做科研的人，最終還是要圍繞自己的科學問題產生技術成果，而我們這么做好像純粹是幫人家的忙，找不到自己的目標，自己的價值。
在這過程中，我們逼著自己想，怎么樣去把它和做科研結合起來。因為首先更多的是做外交，是援助，其次才是做科研。別的人更多地是從自己的科研興趣出發去做項目，然后去做合作。我們是倒過來的，我們是去援助，是幫人家的過程中找科學的價值。
編輯：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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