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主要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為日常生活提供服務的活動中產生的固體廢物。與其他固體廢物不同的是，垃圾是我們每個人每一天都要產生和排放的，不可避免地要與我們經常性地發生“親密接觸”，處理不當會影響市容、傳播疾病和污染環境。正因為如此，垃圾處理受到公眾和社會的廣泛關注，一直是我國城市管理和環境保護的重點。由于相對其他技術而言適應性強、簡單易行、成本較低，填埋是國內外大多數國家處理生活垃圾的主要方法。但是填埋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主要是占用大量土地、浪費所含資源、排放水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封場后仍需長期監管等。隨著各國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公眾環保意識的日益增強和環保標準的日趨嚴格，垃圾填埋的“可持續性”受到較多質疑，“霸主”地位受到較大挑戰，盡可能減少填埋成為業界共識，穩定垃圾填埋、惰性垃圾填埋成為發展趨勢，“零填埋”概念也應運而生。

但是，在技術上和實踐上，“零填埋”只能逐步接近，不能完全達到。仔細觀察一下我們每天產生的垃圾，就知道其中總有一些物質難以回收利用;詳細了解一下各種先進的垃圾處理過程，就知道總有一些殘渣或灰燼產生;垃圾處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某些污染物(如重金屬)分離濃縮的過程，會產生富集各種污染物的“二次廢物”。通常情況下，對這些物質、殘渣或“二次廢物”進行進一步回收利用存在成本高、污染重、風險大的問題，在經濟上乃至環保上都不太可行，采用填埋方式進行最終處置成為一種迫不得已但最為穩妥的選擇。正因為如此，即使是在垃圾已實現多元化綜合處理的歐美發達國家，填埋場作為垃圾最終的污染物“匯”也仍然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既然零填埋做不到，那什么樣的填埋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呢?發達國的經驗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借鑒。總體來看，發達國家垃圾填埋的研究與實踐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德國模式，其特征為以源頭分類和機械生物處理(MBT)為前提的穩定垃圾(總有機碳<5%)填埋;二是日本模式，其特征為以焚燒爐渣為主體的惰性垃圾填埋。三是美國模式，其特征為以滲濾液回灌為核心的生物反應器填埋，但因法規所限，尚處于示范應用階段。

德國的垃圾組分以紙張、塑料類物質為主，二者合計占到垃圾質量的50%左右，廚余等易降解有機質含量低，只占垃圾質量的20%~30%，相應地含水率也較低(20%~25%)。由于德國垃圾源頭分類與多元綜合處理已形成成熟體系，大部分廢物在投放時已實現分類，根據其類別和特性運送至回收利用、焚燒和生物處理設施;少量混合垃圾必須采用機械生物處理方法，機械分選出紙張、塑料、木材等高熱值物質進行焚燒處理，金屬、玻璃等進行回收利用，剩余垃圾通過生物處理(主要為好氧降解)大幅降低有機質含量，達到歐盟和德國政府制定的填埋入場標準后，與焚燒爐渣等一起進行填埋處置，實現垃圾處理全過程低污染、低碳排放，大大減輕了垃圾填埋對環境即時的和長遠的不利影響。但是，由于法律約束、制度保障、生活習慣、居民意識等諸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垃圾分類收集總體而言成效不彰，預計短期之內也不會取得突飛猛進的進展，高水分(40%~60%)、高廚余含量(50%~70%)的混合垃圾依然是我們不得不長期面對的一個痛苦現實。大量這種特性的混合垃圾進行機械生物處理存在分離效率低、惡臭污染重、處理成本高等突出問題，而且采用好氧生物處理還會喪失清潔能源甲烷的回收利用機會，造成能源浪費。因此，機械生物處理后低有機質穩定垃圾填埋的德國模式短期之內不具備在我國大面積推廣的條件。

日本因經濟發達，國土狹小，人口稠密，生活垃圾90%以上采用焚燒方式處理，填埋場主要接受焚燒爐渣等無機惰性廢物。盡管我國垃圾焚燒近年來發展迅速，焚燒處理量已占到無害化處理量的20%以上，但因自然社會經濟條件方面的巨大差異，除部分經濟發達、垃圾焚燒所占比例很高甚至實現全量焚燒的城市外，絕大部分垃圾填埋場不可能只接受焚燒殘渣等惰性廢物。當然，隨著垃圾焚燒的進一步高速發展，一些城市會出現越來越多的惰性垃圾填埋場。

美國國土遼闊，自然條件好，人口密度小，填埋場選址相對容易，是發達國家中垃圾處理以填埋為主要方法的國家之一，填埋量占垃圾總處理量的50%以上，以厭氧衛生填埋為主。由于美國垃圾組分與德國類似，垃圾水分和易降解有機質含量較低，在填埋場內降解速率緩慢，通過滲濾液回灌可調節填埋區水分，提高填埋垃圾含水率，從而促進垃圾厭氧降解。以此為核心的生物反應器填埋技術的研究在美國興起并逐步得到示范應用，其成果集中體現于佛羅里達州若干填埋場長達10年的現場示范項目中，加速垃圾降解效果明顯。但是，由于我國垃圾的含水率和易降解有機物含量均顯著高于美國生活垃圾，填埋場水分整體上過剩，總體而言并非降解快慢的制約因素。許多填埋場苦于滲濾液積水過深，對填埋場運行和結構穩定性產生了不利影響。在實踐過程中，以滲濾液回灌為核心的生物反應器填埋技術大多面臨實施困難、收效甚微、釋放惡臭、干擾作業等問題。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各地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差異較大，垃圾填埋作為垃圾處理鏈條上的最后一環必須與其他環節配套銜接，不可能也不應該采取統一模式，“著眼長遠、立足現實、因地制宜、系統優化”是最為可取的態度。“著眼長遠、立足現實”就是要致力于全方位推進我國垃圾的源頭減量和分類收集，特別是廚余垃圾的分類收集，從源頭減少進入填埋場的垃圾量，特別是易降解有機垃圾的量;但同時要面對大部分地區在較長時間內高水分、高廚余的混合垃圾仍將入場填埋的現實，采用有針對性的創新工藝對原生垃圾進行改性預處理，對填埋過程進行必要的人工調控;“因地制宜、系統優化”就是要根據各地具體的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同時充分考慮各地垃圾處理設施的布局、結構與規劃，選擇性地采用上述三種模式及其“修訂版”或“組合版”，通過焚燒、堆肥、厭氧消化等處理過程回收能源和資源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最終需要進入填埋場處置的垃圾量，同時最大限度地降低其中有機物的含量。

總之，垃圾“零填埋”可望而不可即，“少填埋”、“原生垃圾零填埋”應該成為我們的奮斗目標;針對減量、處理之后不得不填埋的垃圾，“可持續填埋”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隨著我國垃圾處理系統的不斷完善和填埋技術的不斷進步，低碳、低污染、低風險和高穩定化速率、高資源能源回收利用效率的“可持續填埋”將逐步成為現實。

(本文刊于《世界環境》，作者劉建國為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黨委副書記、固體廢物處理與環境安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副主任。)

原標題:劉建國：垃圾“零填埋”，路在何方？

編輯： 李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