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產業外部環境面臨的“新常態”

新一屆政府對環境問題的重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大形勢的影響下，作為一個政策拉動性極強的市場，環境產業面臨的外部環境也在發生轉變并呈現出了“常態化”的趨勢。

常態一：政策變革。2014年，涉及環境產業的相關政策頻繁出臺，接近年底甚至出現一天之內國家兩個重要部委對同一件事分別出臺文件：2014年12月4日，國家發改委與財政部在各自官網上發布文件，分別從政策層面和實際操作上對政府和社會資本的合作予以指導。這一現象的背后釋放出的信號是涉及環境產業的外部環境政策將會在未來一個時期內密集出臺，政策制定正在步入變革期。政策充滿矛盾的同時，又在不斷改變著產業的服務邊界。

常態二：環境需求的擴大。從國家出臺政策的內容導向來看，不論是發布的新《環保法》、《大氣十條》，還是即將發布的“水十條”、“土壤十條”等政策，以排放指標為核心的環保時代即將過去，以環境效果為核心的環保時代即將來到。政策導向的轉變，打開了萬億級環保需求的、無天花板的市場。

常態三：資本市場的高度關注。環境產業的快速發展得到所有類型資本市場的普遍偏愛。根據E20研究院數據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年底，上市的環保公司數量已接近140家，根據券商數據，全年平均預測市盈率超過40倍，全行業排名前六，PE/VC對環境產業的熱情度也空前高漲。

常態四：交易結構的復合、復雜。伴隨產業政策頻繁發布的是不斷涌現的政策用語與概念，如特許經營、第三方治理、PPP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環境產業交易關系的復雜和復合。

常態五：資本和支付結構的調整。目前，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的不對等，同時在清理地方融資平臺、預算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PPP等系列深遠改革的影響下，地方重資產領域的資本結構將面臨變革，由此將引發地方政府投資以及支付結構的調整。

常態六：社會公眾的參與。中國的環境產業正在發生結構上的變革，原來由政府、企業構成的兩維結構，正在轉變為政府、企業、社會公眾構成的三維結構。社會公眾對政府、進而對環境產業影響力的強化和深化，將成為環境產業未來面臨的重要的新常態。

新常態下，環境產業的發展趨勢

一是對產業模式的顛覆，對環境產業需要再認知。眾所周知，環境產業價值鏈的核心是政府基于公共服務責任的采購服務。目前在中國經濟調整、產業升級與轉型的影響下，環境產業的市政公共服務的主導性質正被撼動，剛剛建立的價值鏈面臨調整。隨著工業廢水、危險廢物等新興環境服務的介入，帶來了環境產業服務范圍在擴展，產業鏈條在不斷延伸。此外，資源化在強化，末端治理性質的環節服務難以獨善其身，產業最終將從無害化處理到循環經濟與資源綜合利用，再發展到藍色經濟與生態循環體系，大部分企業將面臨商業模式調整與重構。

二是對資本理念的顛覆，大資本時代來臨。大資本時代的來臨將影響產業一系列的競爭。一方面，產業正從項目投資時代進入資產重置時代，城投集團控制的1萬億～2萬億環境資產在投融資體制改革過程中或將被重置。另一方面，由市場主導的資本市場也在發生變局，注冊制的展開、股權投資市場催生的并購浪潮，以及產業基金帶動險資、社保等低成本資金的大體量進入，都將推動環境產業中A(重資產環境集團)、B(區域環境綜合服務集團)、C(系統解決方案提供商)三個方陣的隊形可能發生轉型和變化。

三是對產業價值鏈的顛覆，“羊毛”出在“豬”身上。長期以來，環境產業僅扮演了成本中心的角色，環境治理的成果使房地產等其他行業獲益眾多，環境產業本身并沒有獲得更多的價值，即被別的行業剪了“羊毛”。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將改變傳統的產業價值鏈，企業間的競爭將從線性競爭、產業鏈競爭發展到節點的競爭，或稱為價值流量的競爭。根據馬太效應定律，優秀的企業將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及機會，可能剪了別人的“羊毛”，即“羊毛”出在“豬”身上。對于環境產業而言，只有做出極致化、高標準服務的頂級品牌，才能夠像地鐵、公路這些行業一樣，得到其他行業價值的加持。

四是對競爭規則的顛覆，領跑者的天下。隨著技術進步和信息不對稱的降低，無論是哪一個產業，未來的一切供給都將有可能是過剩的，資源和能量也將向產業強者聚集。對于逐漸走向成熟的環境產業，競爭愈加激烈，如果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長遠、可持續的發展，應該是企業所思考的頭等大事。只有做細分領域的領跑者，才是企業前進的方向。如果不做領跑者，將罹患在各方擠壓中被累死的命運。但領跑者也將面臨更多的選擇，走對路成為領跑者的戰略核心。

五是移動互聯的顛覆，商業邏輯的深刻重構。在傳統工業時代的線性思維下，環境產業是純粹的政、企游戲，是小眾的、高技術的、復雜的，政府實質是環境需求的超級中介，互聯網難以顛覆。事實并非如此，互聯網對環境產業的變革來得可能會比大眾行業慢些，但變革不能避免。互聯網的本質是平臺化、標準化、注重用戶體驗、大數據、成本低、大眾化。其趨勢是用大眾的理念來處理小眾化的選擇，最終面向用戶的價值傳遞，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其中間環節都將終結，即互聯網將刪除一切沒有正價值的中介。因此，最終環保是全民的事，需要終端即大眾承擔相應的責任、監督、收益與支付。互聯網與大數據可能應用于品牌傳播、水價、節水、垃圾收集、收運、感知引導等。這一趨勢將影響企業的戰略布局，更多的企業將主動成為互聯網環境企業。

六是對產業服務鏈的顛覆，去政府化。新一屆政府上臺后，政策決策層走群眾路線的意愿更加明顯。社會化融入的不斷提升，政府最終將不能完全代表公眾采購公共服務，只讓政府滿意的環保時代即將終結，新《環保法》和移動互聯網加劇了這一變革，環境產業將從B2G最終發展為B2C，服務企業與公眾共同擔當環境責任，也共同分享收益，環境產業進入公眾品牌的時代，將更加注重品牌傳播。企業在公眾中塑造品牌將變得與在政府心目中塑造同等重要。  

七是對產業合作的顛覆，去中心化。產業循環中每一個環節都非常重要，沒有中心，專業化與生態循環的矛盾，可以通過企業之間的協作、共生來打通。隨著環境產業服務鏈條的延長，企業的價值將更多地產生自跨界合作。因此，協同發展成為必然，開放才能共贏。產業間的核心價值與核心利益通過相互疊加，實現價值的增量以及增量的分享。

對于目前的中國環境企業，需要在理解與把握國家宏觀及產業所面臨的“新常態”的基礎上，順應產業發展新趨勢，抓住產業發展良機，構建企業長遠、可持續發展的商業邏輯，以在未來產業發展的長河中保持一席之地。

編輯：田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