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召開之際，針對目前我國環境領域的狀況，E20環境平臺聯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科達潔能總裁、江蘇科行環保董事長劉懷平、120家環境優秀企業、E20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專業研究智庫/聯盟四大專業力量，再次篩選出環保產業的20個“痛點”形成20個產業議案——“議20”。本文為議案四：關于利用市場手段推進跨流域協同治理及發展的建議。

E20研究院聯合

倍杰特國際環境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愛爾斯環保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北京安力斯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格林雷斯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北控水務集團有限公司、北京海普潤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凱諦思工程咨詢有限公司、成都市興蓉集團有限公司、錦江環境股份有限公司、江蘇新奇環保有限公司、嶺南園林股份有限公司、啟迪桑德環境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合能環境技術有限公司、蘇州德華生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維拓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交生態環保投資有限公司、中持水務股份有限公司

議案四：關于利用市場手段推進跨流域協同治理及發展的建議

簡介：當前，由于行政分割帶來的跨流域的治理及協同發展，均存在很大的障礙。建議國務院、發改委、住建部，鼓勵利用市場化手段推動跨流域的協同治理與發展，探索建立跨區域環境治理協同機制共建共享機制。

流域的協同治理及上、下游協同發展，一直是我國生態環境治理中難解決的問題，也是阻礙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目標能否持續的問題。特別是在“兩山論”指導下的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以及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指引下，流域需要協同治理與發展。

在推進流域治理的幾十年時間里，我國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在探索跨行政區域的流域治理及區域發展上已取得了一定成績，特別是“河長制”的推行,為解決當地存在的跨流域水體治理問題開辟了一條通道。此外，江蘇、浙江等省市在跨流域水體治理上探索出了一些重要的舉措，比如：水環境資源“雙向”補償機制和方案的建立。但是，從全國流域治理的總體上看，跨流域的污染治理與發展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流域間的污染治理無法協同，因此導致無法達到系統化、最優化投入;上、下游之間的協同發展不足;無法形成有效的資金來源等。之所以存在上述問題，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

(一) 地方政府決策缺乏流域整體思維，降低了水環境管理的效率

我國的水環境管理存在多龍治水的現象，各級政府相關部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比較分散，統一協調不夠，投入產出效率低。從流域保護角度出發，流域范圍內的各相關政府部門、工業企業、環保社團和普通公眾都是流域保護的利益相關者，應對流域環境實施共同治理。但是，由于未建立流域水環境管理的框架，各利益相關者缺乏溝通，未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最需解決的水環境問題上，降低了水環境管理的效率。“新安江流域補償機制”在推動上下游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就是完全依賴行政手段，相關各方各部門都要參與到跨區域的補償工作之中，卻缺少了頂層整體思維的構建，導致補償工作收效有限。

(二) 跨行政區域的協作機制不健全，加大了流域系統化管理的難度

根據《水污染防治法》，跨行政區域的水污染糾紛由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協商解決，或者由其共同的上級人民政府協調解決。目前，我國水環境管理主要是按照行政區域進行分工管理的，由于地方行政分割、跨行政區域的協作機制不健全，地方在取水、排污等問題上追求本行政區域綜合利益的最大化，缺乏對下游利益的考慮，導致出現上下游跨界斷面水質目標不一致的情況，進一步加大了流域系統化管理的難度。

(三) 市場手段利用不足

當前，在我國跨流域的治理中，對于市場化的利用嚴重不足。而且，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目前我國已經出現了一批具備治理及服務實力的環境治理企業，我國在流域治理中對于專業性公司的力量利用也不充分。

流域跨行政區水污染問題，本質上是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問題，特征上體現為稀缺資源配置沖突性、區域發展不可持續性、社會發展無序性。當前，急需尋找系統化解決方案推進當前我國跨流域的協同治理及發展。基于此，我們特向國務院、發改委、住建部提出以下建議：

(一) 建議設立流域水環境治理聯席會議制度

要從國家戰略層面成立獨立、權威的跨流域/區域治理機構，統一管理流域/區域內的生態治理問題。成立由流域管理機構、地方政府與社會公眾等共同構成的聯席會議組織委員會，通過定期召開聯席會議，以利益相關者合作協商的方式，對流域水環境治理中的問題進行協調。同時，在流域水量和水質問題的管理上，建議成立流域水資源綜合管理機構。另外，必須強化流域管理機構在跨行政區水污染治理中的角色，領導和協調跨行政區水污染治理工作。

江蘇贛榆縣和山東莒南縣聯合治理龍王河流域水污染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在治理過程中，兩縣政府間形成經常性的聯席會議制度，兩地環境監察人員建立了聯合督察機制。江蘇和浙江兩省在協商治理瀾溪塘流域水污染過程中，雙方地方政府建立了市縣鎮三級互動，發揮了政府間合作的優勢和主導作用，社會公眾和團體對經濟項目的環境評價實現了至關重要的參與權、知情權和話語權。江蘇、浙江和上海在共同治理太湖流域水污染過程中，建立了多級政府之間的信息披露制度、行政監察制度和聯席會議制度，政府、市場和社會公眾都能參與共治，水利、環保、財政、農業等部門都能聯動合作。

(二) 要充分利用市場的力量解決跨流域治理問題

市場是能夠打通條塊分割的“利器”。因此，要充分利用市場的力量，引入專業化的公司進行流域的綜合治理，解決流域治理中條塊分割的問題，推動上、下游之間形成生命共同體。政府應積極引導與鼓勵具備效果服務實力的資源整合型大型平臺企業投入流域生態環境保護中，大力推進整個流域的生態環境治理面向系統化、最化化。以專業化的服務為載體，一方面有效解決政府對流域生態建設基礎設施投入不足和運行效率不高的問題，另一方面能夠徹底打破過去因地域分割而形成的片段式河流治理狀況，促進流域生命共同體的建立。同時政府堅持流域管理的市場化運作，遵循市場需求，才能最終實現資源和要素優化配置及流域補償效率最大化的目標。

編輯：程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