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摸清底數。生態環境部會同財政部、自然資源部、農業農村部等部委，以農用地和重點行業企業用地為重點，扎實推進土壤污染狀況詳查工作。截至2018年12月29日，全國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共計完成55.8萬個農用地詳查點位、69.8萬份詳查樣品的采集制備與分析測試工作，并上報農用地詳查初步成果。

二是源頭治理。“十二五”期間，我國制定并實施了《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超額完成重點重金屬污染物排放總量比2007年減少15%的目標。為進一步加強涉重金屬行業污染防控，我部印發《關于加強涉重金屬行業污染防控的意見》,要求聚焦重點行業、重點地區和重點重金屬污染物，堅決打好重金屬污染防治攻堅戰。

三是管控風險。原農業部會同我部在江蘇、湖南、河南3省部署開展了耕地土壤環境質量類別劃分試點工作；在湖南長株潭重金屬污染區休耕30萬畝。各地積極探索受污染農用地安全利用模式，如將受污染耕地轉型發展花卉苗木或種桑養蠶等，實現安全利用。

四是織密法律標準網絡。《土壤污染防治法》已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實施。我部發布并實施《土壤環境質量農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試行）》，會同原農業部發布《農用地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農用地土壤環境質量類別劃分技術指南（試行）》），完善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

下一步，我們將重點開展三項工作：

一是進一步做好摸底工作，抓緊完成土壤污染狀況詳查，實施農用地分類管理，著力推進安全利用，有針對性治理污染農用地。二是進一步聚焦群眾反映強烈的重金屬污染區域，嚴厲打擊涉重金屬非法排污企業，切斷重金屬污染物進入農田的鏈條，降低糧食重金屬超標風險。三是嚴格管控重污染耕地用途，禁止種植食用農產品。謝謝。

多國治理經驗表明 區域大氣污染治理過程中 本地排放治理尤為重要

中新社記者：我們注意到，近期韓國有一些媒體又在集中報道所謂“中國大氣污染影響韓國”，請問您對此怎么看？

劉炳江：大氣污染是區域性問題，在同一空氣流場內，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內，區域各城市的污染物存在相互影響。這也是我國確定重點區域，開展聯防聯控的理論基礎。但對于相互間傳輸影響的定量化分析等問題，還需要在科學層面達到共識。多年來，生態環境部與包括韓國在內的周邊國家開展了良好的環境合作，為推動區域環境質量改善做出了積極貢獻。中韓兩國的環境專家保持了密切的溝通與合作，并與日本科學家一道，開展了東北亞空氣污染物長距離輸送項目。

我國空氣質量持續大幅改善，2013年以來，中國重點區域空氣質量改善40%以上，而根據公開的監測數據，韓國首爾市PM2.5濃度基本穩定且略有上升。前段時間，美國阿岡國家實驗室聯合韓國科學家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通過衛星遙感反演研究，揭示了首爾都市圈的排放清單對NOx的排放量有明顯低估。

多國治理經驗表明，區域大氣污染治理過程中，大城市的本地排放治理尤為重要。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并采取積極措施應對大氣污染，環境空氣質量正在發生顯著的變化。我們在治理污染方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體會，應對環境問題，應該在立足治理本地污染的基礎上，加強區域和全球合作。中國愿積極繼續參全球環境治理進程，分享相關經驗和研究成果，為亞太地區和全球可持續發展貢獻我們的力量。

《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修訂將充分考慮現有技術可達性

新華社記者：近日《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征求意見階段已經結束了，之前督察回頭看的時候寧夏有一家制藥企業因為惡臭擾民的問題被公開通報。企業最后決定整體搬遷。請問惡臭污染治理難度大不大？標準可行性怎么樣？

劉炳江：惡臭污染是典型的擾民污染，人民群眾投訴比較多。對于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征求意見，現在已經收到了一些反饋意見。你所提到的寧夏這家制藥企業就是典型的在原料藥制造發酵過程中有惡臭污染物排放，致使周邊群眾難以忍受。

目前我國惡臭污染物控制技術已取得顯著進步，已經從單一處理向多種技術組合式應用處理發展，惡臭氣體的去除率有較大提高，能夠取得較好的處理效果。目前標準的修訂已充分考慮現有技術的可達性，是基于現實可達的，我們還會在充分聽取大家意見的基礎上，召開專家座談會，不斷完善惡臭標準。謝謝。

談臨汾空氣質量排名墊底：重污染企業多、污染排放量仍處高位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全國重點城市排名中，我們看到臨汾市位列倒數第一，請問排名墊底是因為不努力還是因為之前的數據有問題？另外，最近河北省提出，有一些城市要退出鋼鐵業，請問這將對“2+26”城市大氣治理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劉炳江：臨汾市2018年開展了大量工作，二氧化硫濃度最高從1000多微克/立方米降到400微克/立方米，高值明顯降低，但是由于當地大氣污染防治工作起步較晚，基礎薄弱，加之重污染企業多、排放強度大，污染物排放量仍然處在高位，導致2018年排名倒數第一。此外，臨汾監測數據造假，觸及生態環境保護底線，帶來了惡劣的社會影響，有關部門已對此嚴肅處理，涉案人員也受到法律制裁。

賀克斌：剛才提到河北一部分城市要退出鋼鐵業，我想這對“2+26”城市的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來說，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相比汾渭平原或周邊城市，河北面臨的大氣污染治理的壓力應該是最早的，從2013年以來《大氣十條》和《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的實施，河北的城市應該說受到新聞媒體的關注報道程度最早，所以倒逼治理的啟動時間也相對早一些。一些城市在污染源的減排排序上已經把產業結構問題擺上了日程，因為末端減排的空間已經很小了，也拿不到更多戰果了，所以把治理重點從末端治理變為結構調整，我認為這是標志性的。我們都知道河北鋼鐵工業比較集中的，但是鋼鐵工業的結構改變或者退出，它的減排不僅僅是鋼鐵本身，還有企業內部的無組織排放減少，以及相關能耗，就是燃煤的影響，還有企業物流，包括產品原料的運輸，這是一個結構性調整。通過攻關項目一市一策關于排放源的分析，使得地方領導逐漸看到抓結構優化調整，可以帶來的減排量對空氣質量影響的收益預期。所以我認為這對其他城市在攻堅戰里面逐漸的從末端減排走向結構調整，還是有示范意義的。

編輯：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