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別塔

《道德經(jīng)》全文五千字的前十二個字，實際上告訴了我們研究學習“道”的方法應(yīng)該是什么（講得是不能做的方法是什么——又是正言若反），也間接說明了《論語》為什么難以直接傳播“道”。《圣經(jīng)》中有個關(guān)于“巴別塔”的故事，說的是當時人類聯(lián)合起來興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為了阻止人類的計劃，上帝讓人類說不同的語言，使人類相互之間不能溝通，計劃因此失敗，人類各散東西。直接理解的意思是由于語言導致民族的不能溝通，就像現(xiàn)在的東西方愈行愈遠一樣。這個故事用來說明不同語言對于人類交流的阻礙。語言來自地理影響下的民族的幾千年各自不同的生活和文化制度，并且與之彼此共生遞進，也由此強化了不同民族的區(qū)隔。引申開來，其實人類只要有了語言，就有了區(qū)分(比如分析，然后歸納，是邏輯思維的一個基本模式)，有了區(qū)分，就有了好壞，有了好壞就有了“差別心”[3]，也就離“道”遠了。這就類似“巴別塔效應(yīng)”：因為語言的產(chǎn)生，“一”中生了“無和有”，人的“有”利用語言區(qū)分了萬物，也就不能講清楚“道”了。

貪玩的老子

老子很清楚用語言平鋪直敘，無法在充滿“有”的百姓中得到理解，所以老子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圣人被褐而懷玉。”[4] 但是布袋和尚個性的“因玩而堅韌”的老子（本系列第三十一篇中對其有深入分析，后續(xù)請關(guān)注），還是想讓他理解的“道”能被更多的人理解，所以選擇了“道”啟示給他的“柔”，而不是孔子的“強”的方式。這樣的方式也比佛經(jīng)友好，因為后者選擇了必須先要信之，才能繼續(xù)研讀的寫法。可見，老子選擇的寫作方法本身也是一種“上善若水”，順的是讀者的“能力和習慣”之勢，所以可以更早地、更多地度化一些困在思維力的有緣人。以上所述的老子和孔子的人生和代表作的相互映照的對比，就是一種柔和強的對比。老子的作品內(nèi)在之和，與其一生本身之“和”，都可以使得人對“道”產(chǎn)生“信”的作用。因為做法在只要符合“道”，即“無為（違）”，一切就會是和諧的美，如水。對應(yīng)的，孔子的文風更實、更強、更滿，我們?nèi)菀自陂喿x《論語》的時候直接順從他，反而只理解了表面。

四十不惑

孔子說“四十不惑”，如果按字面理解，則為“不再迷惑”。在央企工作二十年的我正好于那個年紀，跳槽去E20。所以，孔子說的“不再迷惑”我做不到，覺得自己五十歲能做到就不錯了，可能甚至要到六十歲。對此，我倒沒有自卑，因為旁邊人也都遠遠沒做到。我當時對自己的評價是，經(jīng)過了二十年的能力積累，工作內(nèi)容早已從事物的管理升級到了對人的管理，已經(jīng)體會乃至能主導（這是對合格管理者的要求）不少人情世故；基于這么多年經(jīng)歷的得失、福禍、利害、好壞、尊卑等等各種心中比較，開始知道使得自己長久快樂更重要；在各種意外的偶然中感悟到的必然，也讓自己隱隱看到了一些命中的因果和不確定性中的確定性，多少開始有一點點信“命”。因為更明確看清了自己的能力邊界，所以學會了做減法，更加注重揚長避短。所以，現(xiàn)在回頭看這個“四十不惑”，應(yīng)該是變得不太容易被誘惑，知道從了誘的短期快樂的因，會結(jié)下長期不快樂的“惑”的果。因為稱之為誘，一般是短期讓我快樂而長期終將令我不快（符合馬斯洛的升級規(guī)律。本系列解讀第十七章中對其有深入分析，后續(xù)請關(guān)注），或者是看似更具吸引力的機會實際上卻不是我的所長（這也是管理學的戰(zhàn)略選擇中的常見的陷阱）。雖然當時悟到了一點“道”的因果必然，但離理解“道”以及使得自己能夠減少面對不確定性的焦慮，還言之甚早。

五十知天命

真到了五十了，孔子又說“知天命”了。最近死磕《道德經(jīng)》有點“通”，解了不少惑，只是有點“不惑”了，我明明磕《道德經(jīng)》正起勁，咋他又說躺平了？其實不然。研究下孔子的生平，據(jù)《左傳》所載公元前505年，47歲的孔子從楚國回到魯國，便開始放棄所有其他事物，深入研究《易經(jīng)》。62歲時，有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可見，孔子的知天命是終于信了“命“了，并且全力追求“道”并以此為樂。

所以，孔子的知天命，是在行動上的求道，求入世的道，不是求躺平的道，求出世的道。此時的我，對孔子的快樂感同身受。從開始至今，解讀《道德經(jīng)》四十天，合計160多小時的睡眠時間，期間物我兩忘，卻不覺累。這來自死磕《道德經(jīng)》而且就是要逼著自己把它和自己三十年粗淺自造的“野球拳”管理理論極度艱難的合二為一，成為剛過半百的我所有的快樂，原來這就是“知天命”，知天命就是求認知并“奉”之。

從年輕時候追逐直接的快樂到現(xiàn)在追逐本質(zhì)的和長期可持續(xù)的快樂的我，其實是一個被馬斯洛的“欲”牽著鼻子走的人，好處是不會出世，會一直陪伴著其他同樣的普通人來同甘共苦，會一直因為學管理而“順便”明道，因為明道而“順便”提升管理，由此也不會太耽誤“順便”養(yǎng)家糊口。我發(fā)現(xiàn)追逐快樂是我的本性，也許只有這一點我可以和老子比肩，只是我更晚更晚的才蒙到，“追逐成長的快樂，才是可持續(xù)的快樂”。我年輕的時候既沒有因為過于逐樂誤入歧途，又因為本性貪圖快樂且沒有雄心大志向，所以不用“強”來改造自己去適應(yīng)體制，冥冥中也許確實由 “命”在保駕護航，還碰到個E20為緣（因緣和合之緣），讓我現(xiàn)在得到了更大的快樂，尋找這些偶然中存在的必然，讓我在解讀《道德經(jīng)》的時候知了“命”，信了“道”。

所以真要想看出《論語》背后的“道”，對于一般人而言，就需結(jié)合《史記》等傳記里孔子的生平一起看。你不能只看孔子說的，而是要看到孔子本人在做的，才能真正理解孔子想讓大家知道的，這不就是《道德經(jīng)》啟示的管理之“無為”嘛。

編輯：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