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身后，他于1992年提出的共同富裕、三次分配也已經成為時下經濟變革的重要方向。時代的大幕又一次拉開，那個他曾經用一生解答的問題再度浮現在人們面前：中國未來的經濟變革，將走向何方？

過去的這個寒冬里，中國經濟學界連失巨擘。在2022年12月底被稱為“曹證券”的著名經濟學家曹鳳岐去世短短兩個月后，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厲以寧先生也離開了人世。

2月27日晚，北京大學新聞網發布訃聞，中國共產黨黨員、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著名經濟學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2歲。

中國40多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歷史中，太多無法更改的殘酷和浪漫故事曾經發生和消逝，也有太多被時代鑲上金邊的名字，成為這個變革時代的注腳。

厲以寧就是其中之一。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在2018年12月舉行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他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榮譽稱號。獲得這項褒獎時，他說：“作為讀書人，總有些正心、齊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這是我堅持至今的動力。”

“厲老師總是說，經濟學家既要研究理論，也要研究政策，不能只扎根于書堆里，更要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2月28日，厲以寧先生在82歲高齡招收的學生、曾經出版《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式現代化——重讀厲以寧》一書的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尹俊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先生身后，他于1992年提出的共同富裕、三次分配也已經成為時下經濟變革的重要方向。時代的大幕又一次拉開，那個他曾經用一生解答的問題再度浮現在人們面前：中國未來的經濟變革，將走向何方？

冷板凳上的20年

1930年11月，厲以寧在江蘇南京出生，從小輾轉于上海、湖南多所著名小學和中學讀書。1949年，他本已保送進入金陵大學化學系讀書，但由于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學停止運轉，兩年后又重新參加高考，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

20世紀英國哲學家以賽亞·柏林將思想家分成“狐貍（通才）”和“刺猬（專才）”兩類，如果簡單按照這一標準劃分，厲以寧明顯是通才。除了經濟學，他在哲學、數學、文學、地理學甚至生物學方面都有建樹。如果不是已在北大歷史系就讀的中學同學趙輝杰代他報名時自己做主填報了經濟系，他也許同樣會在化學、文學等領域成為一代大家。

然而，命運為經濟學選擇了這個將會引領一時風騷的年輕人，上世紀50年代群星璀璨的北大經濟系也澆灌了這棵“可造之材”。系主任陳岱孫先生、代理系主任陳振漢等先生都是學貫中西的泰斗級人物，從哈佛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后，歸國投身教育事業，其學術見解深刻影響著當時經濟理論和政令頒布。

1961年10月，趙迺摶教授指導厲以寧（右）讀書

1955年，25歲的厲以寧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經濟系資料室工作。那一年，他寫下了一首七絕用以自勉，其中“一生治學當如此，只計耕耘莫問收”一句，成為他后半生研究和教學生涯的真實寫照。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經歷了一系列風波后，厲以寧被下放到北京門頭溝和江西鯉魚洲“五七干校”等多地，住在倉庫、茅草棚里，光農墾勞動的時間就有十年之久。

從25歲到45歲，一個人最好的青春年華倏忽流過。其間，厲以寧與夫人何玉春幾乎是剛剛新婚不久，就分隔兩地長達13年時間。尹俊向《華夏時報》記者回憶，師母有一次說起與厲先生結束13年分居后重逢的情景時說，她當時幾乎很難認出眼前的愛人，“怎么這么蒼老了，皮膚也黑。”

盡管經歷過許多艱辛的歲月，但在學生們眼里，厲以寧卻始終是一個樂觀豁達的人。有學生心情不好，他就寄語說，“心寬無處不桃源”；有學生丟了錢，他安慰說“失財免災”；后來因為前沿的改革觀點遭到質疑，他也總是坦然一笑，從不怨天尤人。“其實這都是先生在經歷這些風霜苦難的過程當中自己總結出來的，但之所以能夠開導別人，他首先自己就有超常之見。”尹俊說。

在20年資料室的“冷板凳”生涯中，厲以寧大量閱讀了西方的經濟學著作、期刊，翻譯了200多萬字的經濟史著作，也為后期提出自己的經濟理論進行了重要的知識積累。他以“季謙”“孟援”為筆名發表了多本譯著，后期完成的《希臘古代經濟史》《羅馬拜占庭經濟史》《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等大部頭著作，其研究基礎也都是這一時期打下的。

經濟學家滕泰向《華夏時報》記者回憶起自己2007年第一次去厲以寧先生家中拜訪時的情形，厲老師贈送他兩本書《羅馬拜占庭經濟史》（上、下），“像厲老師這樣改革里程碑式的學者，能夠沉下心來研究羅馬拜占庭的經濟史，讓人肅然起敬。”他說，“簽名簽上他和夫人的名字，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學院之遠，廟堂之高

同時，這段經歷也讓厲以寧對中國的現實經濟問題有了切身的感受。“在大學階段，我曾對波蘭經濟學家蘭格提出的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存在第三條道路的觀點產生了興趣，但‘文革’中的經歷使我看到了蘇聯模式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種種弊端，也發現了蘭格理論的局限性。這些感受可以說是在經歷了那一系列磨難后的最大收獲。”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編撰的《兼容并蓄終寬闊：厲以寧社會實踐紀實》一書，記述了他對這段人生經歷的思考。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起，中國這艘大船開始了人類經濟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改革遠航”。回到北大經濟系教學崗位上的厲以寧，承擔了為“文革”后第一代大學生進行現代經濟學思想啟蒙的角色。他講述經濟學理論時非常富于邏輯和條理，同時又深入淺出，生動形象。例如，他說過“三個和尚挑水吃”的故事：第一座廟里，三個和尚一人挑一段，三人一起合作把水挑滿了，這個故事說的是協作；第二座廟里，老和尚引進了新的機制，誰挑得多給誰晚飯加菜，三個小和尚你追我趕，一會兒就把水挑滿了，這個故事說的是體制改革；第三座廟里，小和尚們把后山上的竹子砍了做成一個輸水管道，又在河邊裝一個轱轆，三人在不同的地點協作完成舀水-灌水-裝缸的工作，都不需要奔波挑水。這個故事說的則是技術創新。

1997年5月厲以寧在北京大學作學術報告，講桌前面都坐滿了學生

盡管在北大的一方講堂上，厲以寧已是一代學子心中的思想先鋒，但是燕園的三尺書齋外，中國經濟變革的風云已起。這時的厲以寧決定，將經濟史研究的工作暫停下來，應該更多地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這個現實的問題就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路徑是什么？

1980年4月，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與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的勞動工資座談會上，厲以寧提出，應該用“新型公有制”——股份制來取代傳統國有制。此后，他持續多年為股份制改革奔走呼號，這也是他之所以被稱為“厲股份”的由來。

實際上，當時也有不少經濟學家闖入產權改革“禁區”，而中國經濟的兩類“非均衡”才是厲以寧先生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見。然而，“厲股份”憑借出色的膽氣和智慧，成為了彼時主張所有制改革的思想流派中當之無愧的擎旗者，與主張價格優先的整體配套改革的另一派經濟學家，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被稱為“吳市場”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在整個80年代中形成了多次論戰。最終，他們的經濟思想也在不同階段、不同層面上付諸實踐，在時代的洪流中匯聚凝結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骨骼和血肉，難以分割。

無論后世如何看待，這始終是歷史的選擇。或許正如財經作家吳曉波所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如同一盤不得悔棋的偉大棋局，誰也無法回到過去再次復盤。甚至在后來的時間段里，即便再重新找回當年的思想，也因時空的斗轉、條件的變幻、民眾預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現實的意義。

“真理越辯越明”

從1988年開始，厲以寧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達15年。1998年12月，在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由他擔任起草組組長的《證券法》歷經6年醞釀后高票通過。上世紀90年代初，上海、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股份制的觀念隨著交易的開展漸漸“飛入尋常百姓家”。

1994年，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正式成立，后來冠名為光華管理學院，厲以寧擔任首任院長，曹鳳岐等學者擔任副院長。畢業于光華管理學院的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向《華夏時報》記者回憶，2003年他MBA課程的開學第一課是一個最珍貴的組合大課，厲以寧教授、曹鳳岐教授和時任院長張維迎教授輪番上場，厲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講的是非均衡發展理論，曹老講的市場化股份制改革。

2003年10月，厲以寧在家中寫作

而課堂外，2003年厲以寧進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后，將目光轉向了民營經濟。經過從2003年下半年到2014年2月的調研，以他為組長的調研組形成一份長達17頁的調查報告。一年后，被稱為“非公36條”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審議通過后正式對外公布，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將解決非公經濟所有制歧視問題、放寬非公經濟市場準入等措施固定了下來。從此，他身上又多了一個“厲民營”的稱號。

滕泰解釋，偉大的改革實踐，首先是要有人民群眾的實踐探索和政治家的勇氣，同時也離不開理論家的呼吁和研究。如果沒有理論認識上的突破，實踐發展就會受到束縛，這也是為何厲以寧這一代經濟學家在改革開放初期能夠發揮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回想起就讀北大光華的時光，薛濤感嘆，2003到2005年是一個黃金年代，之于光華，也之于光華的這些著名學者。當時，厲以寧先生倡導的股份制市場化改革已經完全確認了， “某種意義上來說，當時主導光華市場派的‘三杰’，他們人生都達到了價值觀的巔峰。不僅是說社會地位，而且是他們的見解和價值觀上都受到了社會的普遍關注。”

在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的年代里，沒有人是輸家。多年后，2008年年初的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厲、吳兩位中國經濟改革的推動者重新坐在一起，評論改革開放30年的成敗得失。當被問起二人之間的學術分歧時，厲以寧回應道：“他說的也有道理。”臺下一片笑聲。

“厲先生曾經寫過，一部經濟學說的發展史，就是不同歷史時期關于經濟中熱點問題爭鳴的歷史。只要大家都在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投入心血，經濟學家的爭鳴是有益于經濟學繁榮的，真理越辯越明。”尹俊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吳敬璉在當天的討論中也表示，經濟學家所秉持的原則是思想自由、學術獨立，要提倡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下，不同的觀點和意見進行討論的風氣，這個目標就是為了推進改革，為了建立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為了振興中華。

新一代人的使命

作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一面大旗，厲以寧50多年的教學生涯里已是桃李滿天下。他的學生中有出色的政治家、有大型央企國企的掌舵人、有已經成名的中青年經濟學家，當然也有很多在普通崗位上耕耘的年輕人。但是，厲以寧對這些學生一視同仁，一樣地無私付出，就像他的詩詞里寫的，“此身甘愿做人梯”。

2018年，88歲高齡的厲以寧先生應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邀請，平生首次來到復旦大學演講。在學生的攙扶下，厲以寧在講臺上坐著發表演講，但中途還是因為身體不舒服，住進了附近的長海醫院。雖然檢查后沒有大礙，但這一病卻耽誤了早先定好要回京參加學生尹俊婚禮的行程。令尹俊尤為感動的是，雖然先生沒能回京證婚，但還在病榻上寫下了一首詞《人月圓》，發來作為祝賀。

近年來，年事已高的厲先生將大部分時間花在撰寫回憶錄上，說要“慢慢寫”。尹俊記得幾年前他陪厲先生參加活動時的一次聊天：在車上，厲先生問，“你說我現在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說，“是健康？”先生說：“是時間，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然而遺憾的是，這部回憶錄還是沒能在先生的有生之年全部完成。

厲以寧先生的部分著作

近年來，在大師級經濟學家紛紛步入耄耋之年后，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逐漸走向深水區，經濟學家論辯的聲音似乎缺少了過去那樣的熱烈和激昂。最近的一次，如果不算上2018年末學術界對“民營經濟退場論”眾口一詞的批駁，還要追溯到2016年左右，林毅夫和張維迎兩位正值理論研究盛年的經濟學家圍繞產業政策展開的辯論。

“每一代學者都有每一代的使命。”滕泰向記者表示，突破傳統觀念桎梏，提倡股份制、市場化改革是厲先生那一代經濟學家的使命，而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又面臨新的深度轉型挑戰。在多年來投資過剩、低效的情況下，如何推動從投資驅動為主向消費驅動為主的國民經濟支出結構和相應的收入結構深度轉型，同樣需要巨大的理論認識轉變和改革智慧。

“經濟”二字的由來，本就是18世紀日本學者在翻譯西方著作中的“Economy”一詞時，借用了中國古漢語的“經世濟民”一詞簡化而來。經濟學的歸宿，也不該是故紙堆，而是貼近國事之要。這也是厲以寧這一代學者為后輩經濟學者留下的重要啟示。

從1978年出發駛往未來的中國經濟大船，仍在無邊的大海上航行，有時風平浪靜，有時波濤洶涌。曾經為之掌舵的大師已逝，前方未知的急流或險灘，都留待新一代學者去挑戰和冒險。

編輯： 趙凡